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戴建业老师以诙谐幽默的方式解读经典诗词和教育,深受网友喜爱;蒋叶光老师深耕教育领域,对AI时代的教育变革有着深刻洞察。这次对谈信息丰富,涉及高考志愿选择、人生规划等。戴建业认为,在不知道哪些专业会被淘汰的情况下,选一个既能为很多专业打基础,又有利于提升自身综合能力的专业。同时,他认为AI对文科和理科的冲击是一样的,但未来AI代替了更多人的工作后,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,反而对精神产品需求更多,从这种角度上看,文科的春天来了。
十几年前,哪怕几年前,人们对于专业的选择还有着清晰的预期,更不用说古人对自身技艺怀有的信心了。古代有两个谚语表达了同一个意思:“日进千文,不如一艺随身”;“养身百计,不如随身一艺”。可见,在古人看来,老百姓最好的生计,就是学好一门技艺。晚清同治四年(公元1865年),“一得墨汁”的发明者谢崧岱先生,为自己的“一得阁”写了一幅藏头楹联:“一艺足供天下用,得法多自古人书”。这幅对联至今还挂在北京玻璃厂东街“一得阁”,可以想象谢崧岱当年对自己的制墨技艺何等自信。谢老先生哪里知道,现在天下有几人还用墨汁?更不要说用“一得阁”墨汁了。我小时候见过的很多手艺,如今基本上已经失传。随着时代的飞速发展,凭一艺不仅难以养身,有时一艺还可能误身。
要是还像从前那样,抱着“学一门好手艺,好一生有饭吃”的心态选专业,这样的家长将来一定会很失望。现在人人挤破头往里钻的企业,几年后可能资不抵债;现在有些专业“人见人爱,花见花开”,几年后可能“人见人嫌,狗见狗厌”。谁长了千里眼能看清几年后呀?原先总以为文科生将来容易失业,其实理工科生也同样面临职业洗牌。上个月看到的一个视频中,比尔‧盖茨说最先大批失业的可能是医生,其次可能是教师。医生就不用说了,属理工科;教师中同时包括了文理科。还有人说,普通程序员、文秘、白领职员,一直到汽车司机、码头工人……都可能属于第一批失业大军。正如《老子》第五章所说,“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刍狗”,AI对谁都不会偏心——你要是干不过AI,AI就会“干掉”你。天地很公平,天地也很无情。以软件编程来说,一般的小程序AI编得又快又好,大多数程序员干不过AI;旧体诗词写作也是一样,AI写出来的旧体诗词,会让许多旧体诗词爱好者脸红。
既然不知道将来哪些专业会提前出局,那我们就应该选一些宽口径的专业,譬如理科中的数学——它是各理工科专业的基础,是现代科学技术的“万金油”。如果学好了数学,你可以随时转到精算、统计、数据分析等专业,还可以转到许多文理交叉的学科。工科中的电子信息工程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,也属于宽口径专业。文科中的宽口径专业,过去人们认为是汉语言文学和英语,不管是就业还是考研换专业都比较容易。但现在这两个专业好像已经过剩,对文科生我提不出好的建议。譬如中文专业从前就业面很宽:可以进政府部门当公务员,可以进公司当职员,可以到学校当老师——这些过去的“阳关大道”,现在好像都成了“独木桥”。
考分并不能完全代表一个人的才能。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大牛戴震,连考六次进士都名落孙山,后来还是乾隆皇帝“赐同进士出身”。他被公认为乾嘉学派中成就最高的人物,在经学、哲学、史学、文献学、文学、语言学、数学、天文学等领域,都取得了当时第一流的成就。不仅他自认为“天下第一人”,纪晓岚看了他的著作后也惊为天人,钱大昕也对戴震十分推崇。而当时的许多状元,现在人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可见,高分不一定代表高能,考得好更未必干得好。
其实,我真正的遗憾是没有填好专业。当时头脑发昏想当诗人,填报了母校的中文专业。其实,我在中学学得最好的是数学,高考考得最好的也是数学,我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数学。入学后,我多次想换专业都不成,那时各大学都不允许换专业。我想退学复读又遭到妈妈的坚决反对,只好硬着头皮读到毕业。由于我特别会考试,强记能力也很强,有些毫无兴趣的科目经常逃课,考前开夜车复习都能考高分。我对中文是“先结婚后恋爱”——考古代文学研究生,是教学实习太差后的匆忙决定。现在,教古代文学、研究古代文学,既是我的职业,也是我的饭碗,同时也是我的兴趣所在。
有些同学已经考上一本,甚至考上211和985大学,只因对北大、清华的执念驱使他们复读。如果你能上985大学,其实它们和清北的差距不大,至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大,哪怕是上211也不委曲你。如果你已经能上985或211了,还要复读考清华或北大,这会让你整整一年吃知识的“剩饭”,整整浪费一年美好的年华。人生能有几个18岁供你挥霍?连我都为你感到惋惜。再说,复读一年要是能上清北,还算能圆你一个美梦;要是复读了还是不能上清北,那不只会让你怀疑自己的能力,还可能让你怀疑人生。
我国自古就有状元情结,如今演变为名牌大学情结,这使得许多大公司和好单位的大门,只对名牌大学毕业生敞开。好在,第一次求职时,人家才只看大学牌子;第二次求职时,人家就看重过往的业绩和个人能力。这样,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都有挥洒的空间——名牌大学毕业生潇洒在前,普通大学毕业生也可能风光在后。不妨看看我国各大企业老总的第一学历:字节跳动张一鸣毕业于南开大学;腾讯的马化腾毕业于深圳大学;阿里巴巴马云毕业于杭州师范学院;新东方俞敏洪毕业于北京大学——从他们的学历上可以看出,名牌大学与普通大学的毕业生都有出头之日。
无论个人还是民族,压力过大,紧张过度,“欲速则不达”还在其次,时间长了肯定会出问题——弦绷得太紧一定会断,何况血肉之躯?我们这辈是紧张的一代,下辈则成了焦虑的一代。我们这代人虽精神紧张,但工作还算稳定,尤其像我这样考上了大学的幸运儿,一上大学就真的实现了“鲤鱼跳龙门”。我们的下一代,尽管物质条件比父辈更好,但入职门槛更高,科技迭代更快,职场淘汰更无情,工作变动更频繁——他们既找不到精神停泊的港湾,又很难捧到生活的“铁饭碗”。这时候还和他们谈精神浪漫,谈人文关怀,谈共情能力,说轻一点是未免奢侈,说重一点是“站着说话不腰疼”。
不过,我还是忍不住要对年轻的朋友们说:职场上越是紧张、繁忙,越感到挫败、焦虑,越要给心灵留一方书桌。哪怕工作再忙,也不妨“春眠不觉晓,处处闻啼鸟”,偶尔像孟浩然一样懒散闲适;哪怕事业暂时处于低潮,照样可以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像贬谪中的苏东坡那样旷达洒脱;哪怕接二连三遭遇挫折,也一定要坚信“乘风破浪会有时,直挂云帆济沧海”,像被赐金放还的李白那样坚强自信;哪怕多年来长期倒霉,也不妨背诵“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”,像遭贬二十多年的刘禹锡那样抖擞精神。
说到培养共情能力,这倒真是经典诗词的强项。共情能力是一个心理学术语,是指理解和分享他人情感的能力,权威英语词典的解释是:“Empathy is a psychological term that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share the feelings of others.”我们阅读诗词就是理解人性,就是对他人的情感产生共鸣。阅读经典诗词时,我们在分享诗人的喜怒哀乐中,不知不觉陶冶了自己的情操,净化了自己的心灵。
如果是现在参加高考,我无疑就是个理科生。当时“患了神经病”想当诗人,竟然还歪打正着成了古代文学和古代文献学教授。我的麻城普通话只有乡亲听得清楚。研究生毕业一上讲台,校方就决定让我转岗做行政,何曾料到,我在大学课堂上广受欢迎。8年前,学生把我讲课的视频传到网上,更让人意外的是,天南地北的很多朋友喜欢听我“胡说八道”,连脱口秀演员也模仿我的“麻谱”——这一切全属“碰巧”,我那篇大学毕业三十周年的纪念长文,干脆就以“碰巧”作为标题。
今天有些父母自己的人生一塌糊涂,但他们拿出“人定胜天”的干劲,决心要规划好自己儿女的人生。他们误以为只要自己“一定要”,就“一定能”。结果是,既苦了孩子,甚至坑了孩子,又苦了自己,甚至坑了自己。小孩从上幼儿园开始,他们的所有时间都被父母规划好了:什么时候补英语,什么时候补数学,什么时候练钢琴,什么时候打蓝球,什么时候上床睡觉……有些中学生上厕所还得一路小跑。这种刻板和强度,除非是神人或木头,即使成人也难以承受,难怪那么多小孩陷入抑郁和焦虑。
如今,父母喜欢越俎代庖,信心满满地为小孩规划人生,使儿童没有任何玩耍时间,却不知玩耍才是儿童最好的学习。爱玩且会玩的小孩最有出息:游戏中不知不觉激发了他们的想象力,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,养成了他们的专注力,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,尤其是让他们获得了一种乐观的人生态度——用游戏的态度来对待一切,既集中精力全力以赴,又不过分在乎输赢。游戏看重的是过程而非结果,赢了玩得过瘾,输了也玩得过瘾。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学习,还愁成绩不突飞猛进?如果以这种态度对待高考,还愁高考不超常发挥?如果今后以这种态度对待工作,还愁工作出不了好业绩?如果今后以这种态度对待人生,人生道路上还有什么挫折能把我们压倒?
儒家“泛爱众”、“仁者爱人”的原始人道主义精神,使他致君尧舜的抱负与救世济民的伟大情怀连在一起;他把对人民的生死祸福的无限关切,与对国家的绝对忠诚结合在一起;他在对国家、对社会的献身中,突出对大众苦难的深厚同情;这样,他把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的同时,也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了人民。杜甫一生不求个人超脱,不求精神和自由,而是将个体心灵沉浸在对人世苦难的同情与抚慰中,并把这当作人生真谛和最高境界,也把它当作人生终极目的和创作的最高使命。如《又呈吴郎》:
戴建业:太太检查出晚期肺癌后,我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出去演讲,自然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,编这个“故事”的朋友也许是出于好心,但不应违背基本事实。太太平时十分节俭,我自己的收入也一直不低,小孩上学读书我们没有花什么钱,中小学没有让他上培训班,在国外读研究生又有全额奖学金。加之听说太太患病后,北京和上海两家出版社都一次性给我预付了不少版税,能保证她有较好的医疗条件,不需要我出去演讲挣医疗费。对此我通过媒体已经发过多次声明。
提问:今年初Deepseek大火以来,很多知名作家都对AI助力文学和写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。比如余华说:“AI写作的‘逻辑性’可能超越人类,但缺乏‘错误的美感’,而文学的魅力恰恰来自人性的不完美,AI是工具而非‘对手’”。麦家则表示:“AI可能威胁到商业化写作(如套路化网文),但真正的文学创作需要‘生命的痛感’,这是AI无法替代的。”而郑渊洁老师则认为自己写不过“AI郑渊洁”,甚至因此宣布封笔。他的核心观点认为“AI时代的到来是必然的,作家一定会被取代”。这让很多人,尤其是文科生更加焦虑,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?
戴建业:就目前AI的发展情况看,AI写作只能写出规范性的文稿,或许能取代秘书一类工作,毕竟它具有远远高于人类的记忆、储存和搜索功能。AI也可能编出离奇的故事情节,帮助起草电视剧脚本,也可能写出套路性强的武侠小说,但很难替代伟大或杰出的文学创作。至少AI现在还没有奇特的想象、敏锐的直觉、丰富的情感体验、独一无二的审美感受——总之,AI能模仿而不能独创。当然,假如既没有鲜明的个性,又没有独特的感悟,更没有深刻的体验,这类“冒牌作家”一定会丢掉饭碗。
现在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,大多数情况下,我们不是在激发学生的想象,而是在压抑他们的想象;不是发现学生独特的个性,而是在磨灭他们独特的个性。2008年,《哈利·波特》系列的作者J.K.罗琳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演讲时说:“想象力是人类独具的能力,设想还不存在的事物是所有发明和创新的源泉。我们不需要魔法来改变世界,我们自身已经拥有了所有力量:我们有能力更好地想象。”我们的后代如果“没有能力更好地想象”,他们就不会有创新的能力;如果没有独一无二的个性,他们的发明创造就不会别致新颖。